（向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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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接收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补习信息不断交叉传播，影响到家长的心态，加重他们的焦虑。”补习机构的夸张甚至虚假宣传，推动“非刚需”补课越来越多。
“有时候也不是非要什么名师来补习，找个人督促一下孩子学习，辅导一下，孩子觉得可以就好。”“换个角度看，‘黑补习社’其实是填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空缺。”
这是子睿教育成立三年来的一大危机。
2018年3月，子睿教育突然从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的一栋居民楼搬离，“避一避风头”。此前每晚，有数十个中小学生背着书包于这栋楼上下，将自己的课余时间“贡献”给连身份背景都无从得知的“老师”。
“刚开始资金不够，在居民楼开班没有营业执照，这很正常，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子睿教育负责人杨宇达说，三年前，他辞掉了市场营销的工作，和另外几个中学同学一起“裸辞”创业。在三年内，子睿教育由只有一个居民房“教学点”，发展到拥有两个“校区”、4个“教学点”的培训机构，学生也由最初的50个，到如今逾300个。
子睿教育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太多孩子需要上补习班”。
这不是特例。近期，、、东北、华东等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治专项督查，广州也开展了多次突击检查。仅在广州市黄埔区万科东荟城一栋只有12层的建筑内，检查组就发现了30家教育培训机构，其中仅有一家拥有办学资质，其他均属无证办学。
自今年2月底《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整治令”发布后，整治课外培训市场乱象的“重拳”，一个接着一个。
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依然有“漏网之鱼”。凭借着相熟的在校老师介绍生源、将兼职大学生伪装成名校在职老师、偷税漏税等方式，一些无证照补习社如朵朵喜阴的菌菇野蛮生长。
1.焦虑感下的“非刚需”补课
“同学你好，我叫杨宇达，你可以叫我杨老师。”南方周末记者以求职大学生身份，来到子睿教育位于居民楼19层的“教室”。门里是一个约130平方米的三居室，在子睿教育的精心布置下，空间得到了尽可能的利用：几个房间甚至是窄小的厨房，都被放进了一块白板和一排排桌子椅子；并不宽敞的客厅，用白板间隔出4个角落，用作“一对一”辅导区域。按照课桌椅数量粗略估计，这间“教室”能同时容纳30名学生。
正值补习社下课时间，两位十分青涩的年轻人在杨宇达的指示下打扫卫生。
“你是这里的学生吗？”南方周末记者问其中一位十分瘦小的女孩，“我是老师，我今年大一了。”女孩甩了甩马尾辫，甜甜地笑着。
“前员工”夏苏一年前在这里从普通兼职教师做到了“管理层”，掌握着许多人事、运营等信息。据她介绍，这个补习社的老师，几乎都是兼职的本科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大学各类专业。但由于补习英语的学生最多，这些老师无论学的是物理、中医药还是日语，基本都被安排去教授英语。
负责人杨宇达的年纪，并不比这些“小老师”大许多：生于1991年。“我们这里有学市场营销的，有做酒店管理的，但没有一个学教育或者师范专业的。”杨宇达十分坦率地介绍自己的团队。
去年7、8月份的暑假期间，正是各补习社生意火爆的时候，子睿教育迎来了一帮前来试听的家长，小小的公寓顷刻拥挤起来。
“请问你们的老师都是什么级别的呢？”一位家长问道。
“我们很多老师都是一些名校的在职老师，像这位就是。”负责人面带微笑，用手指向旁边的一位女孩。被指的女孩没有说话，脸上却多了几分局促。
一旁的夏苏感觉十分惊讶，这个“在职老师”，明明只是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兼职人员。
为了让这些脸庞依然稚嫩的大学生更像所谓的“名校在职老师”，机构负责人会玩一个“小聪明”。“他们一般会先了解学生所就读的学校所在地，比如培训的孩子在天河区上学，他们就会说机构的老师是海珠区的。毕竟，家长很难了解跨区教师的信息，就很少去深究。”夏苏说。
“在这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在职老师。”在子睿教育补习了快一年的梁石，和许多“老师”混熟以后才慢慢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大学生。“闲聊时他们自己透露的，而且其实也就比我们大三四岁，看得出来。”
今年初三的梁石数学成绩一般，经同学介绍，他来到子睿教育上课。而他的同学，则是通过家长群获知这家补习社。“他们会利用学校开学、开放日，进入一些家长微信群或者QQ群，在里面卖广告。”
梁石说，他进入子睿教育补习后，介绍他来的同学被减免了一节课的学费。
这一年内，梁石每周都在子睿教育上6小时的课，一共花了约3万元，但他的数学成绩并没有进步。
“每节课给你做一张卷子，卷子上印着知识点，老师就只是给我照着念一下。”梁石不吐不快，“几乎每两三节课就给我换一个老师，新来的老师怎么会清楚我的学习情况呢？”
尽管有许多不满，但由于“怕麻烦”，梁石并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想过要换一个补习社。他说等中考结束，就不补习了。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今年1月对2017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8.7%的受访者称身边有人被培训机构“忽悠”过，如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成绩、名师授课和传授特殊技能，是常见的宣传噱头。
尽管如此，传单上耀眼的中高考成绩单、补习社门口张贴的学生光荣榜、华丽的老师简历……还是让不少学生和家长趋之若鹜。
“现在接收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补习信息不断交叉传播，影响到家长的心态，加重他们的焦虑。”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副校长陈浩杰把社会上的补课需求分为“刚需”和“非刚需”，他感觉到，补习机构的夸张甚至虚假宣传，推动的“非刚需”补课越来越多。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葛新斌观察，在中国，来自中产阶层的家长焦虑感最大，他们是送小孩补习的“主力军”。
调研过广东省大大小小的补习机构，广东省民办教育研究专家海彦深谙补习机构的运营之道。他提醒家长一定要对补习机构提供的信息留一个心眼儿：“比如说有些做国际教育的机构，宣传自己送了多少个学生去了世界排名前50的学校，但他是招了1000个学生送出去1个，还是10个送出去1个？送出去的学生是不是真实的？无从考察。家长要问一下自己，这些信息是真的吗？需要推敲。”
2.民间办学的“擦边球”
子睿教育能拓展至今，杨宇达要感谢他曾经的数学老师、某中学在职教师李玉玲。
在李玉玲的印象里，杨宇达当年中学成绩不错，考上了重点大学。这些年，杨宇达每逢教师节都会回来探望李玉玲，所以当杨宇达希望介绍一些生源时，李玉玲并没有拒绝。
“有家长来问我哪里补习比较好，我跟他们提到子睿教育；有一些则是一个学生觉得不错，就拉帮结派带了一群人去。我并没有主动帮他们做广告。”李玉玲说。
凭着对自己学生的信任，李玉玲将女儿小琪也送进子睿教育补习。杨宇达也不负师恩，为小琪“量身定制”了许多课程，有时只是路过李玉玲家，都会去看看小琪是否有需要答疑解惑的地方。
这样的“现身说法”，让李玉玲的数位亲戚都开始心动，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子睿教育补习，子睿教育的生源也慢慢发展起来。为了感谢李玉玲，杨宇达曾把钱塞到小琪的学习资料中。“我把钱全都还回去了。”李玉玲称。
李玉玲也三番五次提醒他，办补习社一定要证件齐全。不知是什么原因，杨宇达并没有将这件事提上日程。
有趣的是，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后不久得知，杨宇达等负责人要求所有老师签订保密协议，撤销了南方周末记者暗访过的教学点，统一搬到了另一个区域，并马上申请了营业执照。
根据2017年发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培训公司）不仅要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营业执照，如果申请的经营范围含有培训等业务，还要去办理办学许可证。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上查询到，子睿教育的经营范围并不包含教育培训，亦未达到办学许可证的申请条件。
“申请办学许可证的门槛比较高，比如对教学场所的大小、教师中获教师资格证的比例等有严格要求，所以很多机构根本拿不到。”广州市某区教育局民办教育审批管理科负责人说。
达不到办学要求的资格，培训机构会转而申请“教育咨询”“教育科技”的营业执照，打制度的“擦边球”。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萌子最近经手的一起案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广东狮子公学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一个专门从事早教的“补习机构”，在宣传中称自己有创新的教育方式、优越的教学场地，学费更是达到每人每年十多万。这种贵族式的教育理念，吸引了许多家长报名，然而没上几天课，公司资不抵债的公告就通过微信传达到了每位家长。
“这个时候家长去查这家公司，才知道原来它注册的是‘教育咨询’的营业执照，并没有办学许可证。”李萌子说，“现在我们已经向它提起民事诉讼了。”
3.市场夹缝中的商机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很多家长并不在意补习机构的证照是否齐全。家长在意的，是低收费。
冯浩南的儿子今年读初二，数学有些跟不上。经另一位家长的介绍，冯浩南将儿子送到一个“黑补习社”补习。“看到有那么多学生都在那里补习，觉得没问题，并没有留意它的资质问题。”
冯浩南选择的补习社，一节课收费200元，同动辄五六百块一节课的某些知名补习机构相比，学费确实十分便宜。“有时候也不是非要什么名师来补习，找个人督促一下孩子学习，辅导一下，孩子觉得可以就好。”他觉得这种小补习社的性价比更高。
“换个角度看，‘黑补习社’其实是填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空缺。”在葛新斌的理解中，面对不同的补课需求，市场机制将会为不同层次的人提供产品服务。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杨颖秀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有钱的家庭可以选择民办学校或者大补习机构，经济困难又担心教育落后于他人的家庭，就只能选择廉价的‘黑补习社’。”
“黑补习社”看准的，正是暗藏在市场夹缝中的商机。这样一个“黑补习社”，一年能赚多少钱？
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统计了一下子睿教育的资金状况，实际上花销并不少：4套广州市中心住宅房的租金（每套约5000—6000元/月）、给老师的工资（全职约7000元/月，兼职约100元/小时）、给学生提供零食餐饮、给提供生源的介绍人“返点”（介绍一个学生，学校在职教师约获200元，家长或学生则约获88元）……
目前，子睿教育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有学生的学费，大约125元/小时。他们一天开设5节、共10个小时的课供学生选择。发展了三年的子睿教育，从原来的只有50多名学生，到如今有逾300名学生。
子睿教育远不算是补习社里赚得多的。
李玉玲曾在假期期间，到学校附近一家正规经营的小型补习社代过课。她默默算了一笔账，一节课两个小时收费350元，一周一节课，一个月上四周，就有1400元的收入。如果一个班按10个学生算，一个班一个月就有1.4万元的收入。“可以想象，整个补习社一年下来营收可以达到的数目。”
薄利多销，是这种小补习社的致富法宝，它让家长觉得性价比高。然而，真的性价比高吗？
“为什么不让我去那些大补习社补习？我现在都考不上名校了！”一直在子睿教育补习的小琪，在参加许多民办学校自主招生落榜后，向李玉玲抱怨道。
李玉玲原本认为，子睿教育已经满足孩子补习需求，但现在她开始后悔。她心里清楚，没有去大补习机构补习，确实很难考上民办名校。
“大补习社有社会资源，和一些民办学校有联系，他们的一些重大考试成绩能得到民办学校的认可。所以去大补习社补习，就相当于能够走捷径备考。”李玉玲甚至认为，一年砸个几万下去，就是为了买补习社的考卷。
在补习市场整治“重拳”之下，5月6日，广州97家培训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承诺不组织学科竞赛，不参与中小学招生录取。
但在陈浩杰看来，只要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存在，家长的焦虑和补习的需求就不会消失，“黑补习社”就仍有它的生存空间。“无论在哪个社会，都会出现‘金字塔塔尖’优质资源更充足的情况，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特点的存在感会更强。”陈浩杰将这样的理论嵌套在教育之上，刻画出了少部分优势学校集中优质教育资源的现状。
刚刚举办了学校开放日活动的陈浩杰，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这位家长的孩子才上小学三年级，家长已经在咨询中学入学条件了。“我做出了解答，但心里觉得现在考虑这个，会不会有点太早了。”陈浩杰无奈地笑了笑说。
在补习机构不能参与中小学招生录取后，许多学校的招生政策将会进行调整，但这并没有缓解家长的焦虑。
对于家长而言，孩子入学的战争，早就打响了；对于培训机构而言，补习的需求，从不担心消减。许多家长以不变应万变，不管招生政策如何改变，只要把孩子的学业水平提高了，就会有底气。
海彦认为，市场需求的客观存在，应该尊重而不是消灭。形成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至关重要，要引导“黑补习社”变“白”，该取缔的取缔，该督促办证的督促。
杨颖秀担心的，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能说今年重点整治了就集中解决，后面又放任了。”她认为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不是靠“运动式执法”来解决问题的，需要长时间坚持去做。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夏苏、杨宇达、梁石、李玉玲、小琪、冯浩南、海彦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原标题为《制度“擦边球”与家长“焦虑”并存之下 小补习社打“大算盘”》），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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